630 83年 女作家赛珍珠（诺文学奖获得者）1全 2.50

赛珍珠和她的中国情结
    赛珍珠（Pear l S.Bu ck）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有很深感情的。1892年出生刚4个月尚在襁褓之中的她，便被身为美国传教士的父母带到中国来，在镇江生活了14年之久，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后来，她成家以后又在南京安徽等地教书、写作，前后共在中国渡过了40年的时光。她曾说过：“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于中国。”（赛珍珠《中国的今昔》1972年）
    赛珍珠从小就和中国孩子一样，接受中国传统的私塾式的教育，跟着一位姓孔的先生学习“四书”、“五经”等启蒙知识，说中国话，写中国字，和中国孩子一块儿玩耍。母亲则教授她英文、音乐、美术和宗教方面的知识。童年的赛珍珠印象最深的是奶妈给她讲的各种民间传说和厨师所讲的“三国”、“水浒”故事。这些口头文学，对于她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5岁那年，她进了上海的一家寄宿学校，并在此接受了正规的教育，以至于到后来，连她自己都觉得自己“与中国人没什么两样。”
    赛珍珠是19岁时回到美国去念大学（R an d o lph－M a－co n）的。由于长年生活在中国，她的言谈举止和打扮装束（头扎两条辫子），引起了她的美国同学们极大的好奇，大家几乎把她看成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同学们对她来自中国所表现出来的惊讶态度常常令她反感，所以不久她就把自己打扮得“至少表面上仿佛跟她们一样了”（《勃克夫人自传略》）。1925年，赛珍珠回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继续深造，取得硕士学位。她主修的是英文系，论文却是《中国与西洋》。看得出，此时赛珍珠的中国情结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了，是中国文化的丰富深厚的精神内涵滋养了赛珍珠的精神世界，使她与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以后的年代里，她立志要把中国人写得与以往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人完全不同，她曾言：“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荒诞的著作，而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真实正确地出现，倘若我能够做到的话。”（《勃克夫人自传略》）在这样的主观意向的驱使之下，她写出了以《大地》（Th e G o o d Ear th，1931）、《儿子们》（So n s，1932）和《分家》（A H o u se D iv id ed，1935）三部曲为代表的一系列优秀小说作品。她还将中国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翻成英文，向西方宣传了中国文化。她的这些贡献，被中国和世界所肯定，她本人也被视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她的努力和尝试，从客观上讲，为中国社会的进步赢得了国际上广泛的同情与支持。由于赛珍珠在文学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使她获得了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当时瑞典学院的评语是：“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瑞典学院颁奖词》）
    尽管从主观上讲，赛珍珠的文学创作目的是想让西方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但她毕竟不是一个高明的社会学者，更不是一位用马列思想武装起来的作家，所以她的作品虽然比较广泛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但毕竟不能与其同时代伟大的中国作家如鲁迅、茅盾、老舍等相提并论，她对中国社会、人物、风俗、文化诸方面的描写刻画很大程度上讲是基于她人道主义及自由主义的观点之上的，有片面过分甚至失实之处，也有肤浅空泛或者概念化之嫌。但无论如何，说她是“中华民族的友人”（庄心在《布克夫人及其作品》）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她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赛珍珠以中国农村为题材的小说作品陆续问世以后，在中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也遭到来自中外作家的一些非议。在中国，较早受到中国学者江亢虎、鲁迅和胡风等人的批评。其中，鲁迅曾评价赛珍珠：“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立场而已……”（致姚克书）言语之中多含鄙夷。至于她的《水浒传》译作，更是受到鲁迅的批评：“近布克夫人译《水浒》，闻颇好，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致姚克书）因为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坛的主将，他的话一言九鼎颇具影响效力，为研究赛珍珠起到了确定基调的作用。这些评价，在以后的文革思潮中得以更加片面地发挥和理解，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注定了赛珍珠的中国情结在其晚年以悲剧形式而告终。
    来自美国本土作家们的批评，始于赛得到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当时的以男性为主流美国文坛根本容不得一个以异国题材为特色的女作家独占鳌头。大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R o b e r t Fro st）曾言：“如果她（赛珍珠）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该成为问题。”威廉·福克纳甚至更为尖刻，说他宁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屑与赛珍珠为伍（可是，后来当他真的得到此奖时，就把自己的话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除了依靠自己的作品和各种场合下不遗余力的宣传，有力地驳斥了本世纪初西方某些人“中国是一个劣等民族”的一贯论调外，赛珍珠本人的人品也通过与中国有关人士的接触展现出无穷的魅力。凡与她有过交谊的人，都会对她那真挚淳厚的中国情结留下深刻的印象。老舍、王莹、林语堂等人都曾经不同程度地接受过她的帮助（后来，林语堂曾经因为版税问题与赛珍珠夫妇闹翻）。有的曾经接受过她教育的中国学生，甚至将自己的名字也改为“珍珠”，以纪念她的师谊。其人格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美两国在二战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绝对封闭的状态，两国的意识形态各异，两国人民也失去了沟通。赛珍珠的思想在这个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她曾经写出了一些如《北京来信》等敌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作品。我们从她和斯诺的谈话中，可以了解到她的一些政治观点与同情中国革命的斯诺相比差距很大。但是我们认为，应该将她的思想转变和“反共”作品的产生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联系起来看待，她的局限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这个风雨如磐的时代里，包括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未能够免于说些昧良心的话，藉以讨好形势。更何况一个与中国隔绝几十年的美国作家，在麦卡锡主义的压力下讲一些反共的话以自保，理当不足为奇。
    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在尼克松访华前夕，赛珍珠接受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采访，她说：“我虽然从未见过毛泽东，但我认识周恩来。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我最近曾给他写信，期待5月间对他访问。”但是，令赛珍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华大地，意识形态尚处于文革后期的隆冬严寒之中，她的访华申请遭到了拒绝。这对于有着很深的中国情结的赛珍珠来讲，不啻于一个沉重的打击。一年后她在郁郁中去逝，享年81岁。这件事情不仅对赛珍珠个人的情感是一种伤害，而且应当看作是历史的悲剧。值得庆幸的是，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位同情并帮助过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几何时，被冷落的赛珍珠的作品再一次成了热门文学。前一阶段，在全国各地还上映了由她的同名小说《庭院中的女人》（Th e Pav ilio n o f W om an）改编的电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臧克家《有的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赛珍珠及她那些凝聚着中国情结的作品，必将得到更加广泛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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