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鉴事亦可鉴人——谈《庚申年》猴票的发行始末
中国邮政报
  邵伯林
2004年12月25日
 

    《庚申年》猴票从1980年发行至今已经过去了24年,尘埃早该落定。奈因近年来不断有人混淆视听。作为庚申年猴票自始至终的参与者、亲历者,不得不说几句话,以还历史本来面目。
  1999年1月19日,我国某集邮媒体发表《金猴出世揭秘》一文,我对这篇文章的内容深感诧异。
  我总认为,邮票的编辑设计人员与原画作者是绿叶与红花的关系。原画作者是创作主体,是第一位的。编辑设计人员是第二位的。如同乒乓球队的陪练,甘为他人做嫁衣裳,共同参与创造完美,功成则身退。
  一套邮票的成功首先是原画作者的成功。编辑设计人员的贡献自有公论。但绝不可以主次颠倒,喧宾夺主,尤其不可以张冠李戴,掠人之美。
  第一轮生肖票为何不从鼠年而从猴年开始
  中国的十二生肖以甲子鼠为始,1975年是农历甲子鼠年,当时“四人帮”仍在横行,又突然组织“批黑画”,许多画家在劫难逃,黄永玉因为画了幅猫头鹰自然首当其冲。那年月怎能发行生肖邮票呢。回想那些昏暗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那岂止是对画家的摧残,更是对人类良知的践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地回春,1979年元旦,我去看望黄永玉先生,请他画一组动物邮票。黄先生高兴地答应下来并建议:“何不发行一组生肖邮票呢,十二年我都给你们画。”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遂回局复命,并约定一周后取稿。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生肖邮票不是从1975年甲子鼠年开始,而是从1980年庚申猴年开始发行的历史因由。
  猴票与首日封
  1979年1月9日,我如约去取图稿,当我看到一只充满灵性活泼可爱猴子时,深信一枚十分精彩的邮票已经诞生了。黄先生嘱我做两件事:一为猴票做后期设计,二为猴票设计一枚首日封。
  第一轮生肖票是采用雕刻版套影写版印刷的。雕刻版的印刷品,手摸上去有凸起感,这种方法艺术表现力强。谁知印猴票时套印后红底色总是透过雕刻版线条向上泛红,致使黑的不黑,红的不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就画了一个黑色影写版稿衬在下面,一来补充雕刻版的不足,二来遮盖红色不使泛红。套印后果然墨色饱满厚重,猴子茸毛闪闪发亮。描述这段技术细节,无非是想说明,邮票设计不是在画家的原稿上简单地加个国名、面值了事,还应包括对印刷工艺的策划调动在内。这样,一幅好的画稿才能变成一枚好看的邮票。
  黄先生画了只如此可爱的猴子,无异于给设计首日封出了个“李白题诗在上头”的难题,艺术创作最忌重复,不宜再画猴子。加之十二生肖干支纪年又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时间概念,用什么表现庚申年,则成了设计首日封的难题。正在此时,报载1980年2月16日,即农历庚申年正月初一日,也就是原定生肖猴票发行的当天,在亚洲、非洲一个狭长地带将发生百年不遇的天象奇观——日全食。世界上将有70多个国家的1000多位科学家跟踪观察,我国在云南瑞丽也设站进行科学观测。我突发奇想,就画了日全食作为庚申年首日封的图案,用以表现中国人民在阔别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多年之后,终于迎来了讲科学、讲民主的艺术春天。
  后来这枚首日封获得1980年度最佳首日封设计奖。
  第一轮猴票到底发行了多少枚
  1980年以前,一般的纪特邮票印量,一个图案不过三四百万枚。由于这是中国生肖邮票系列的第一枚,原拟发行800万枚。后鉴于集邮活动刚刚恢复,人们的集邮意识尚未从冻僵的麻木中苏醒过来,不宜贸然加大。经反复权衡改为500万枚。加之印刷上遇到的麻烦,成品率比较低,经验收合格票仅为4431600枚。就此打住不再印制,这就为日后猴票价格飙升埋下了伏笔。
  由于多年没有印刷雕刻版套影写版的邮票,库存雕刻油墨年久干结,上机后太黏稠,机器走不起来,加稀释剂和调和油太多,则墨色不黑。工人想了个补救办法,往雕刻墨中加铅印墨。但铅印墨不是邮票专用快干墨,机器是走起来了,但终端成品一经叠摞,则出现互相粘连挂脏现象。
  为了解决晾干问题,邮票库临时搭建了许多类似养蚕的晾票架。每架五六层,每层七八摞,每摞20版用来晾干成品票。即便如此,它的背胶部分还有许多粘黑挂脏。这也成了日后鉴别猴票真假的另一诀窍。
  作为猴票自始至终的参与者、亲历者,猴票的增值固然与发行量少有关。但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画家、设计家和印刷工人的心智投入极大地提高了邮票艺术的含金量。
  黄永玉猴票小草图与陈岩的收藏
  1979年1月25日,黄永玉托陈岩到颐和园藻堂送一份文件。中国画研究院的筹备处设在那里,当时的谷牧副总理邀请了全国著名国画家共商复兴繁荣中国画的大计。
  黄先生随手拿了一张“明信片”,就在它的背面画了个去藻堂的路线图,陈岩揣起就出发了。后来陈岩就把这张“明信片”忘掉了,直到春暖花开换洗羽绒服时,一摸兜发现了那张路线图,翻过来一看,竟是黄先生为设计猴票手绘的效果图。陈岩是搞收藏的,深知它的珍贵,不禁喜出望外,如获至宝。时隔六年,当我又去约黄先生画《白鹤》邮票时,适逢陈岩也在,提起这段趣闻佳话,大家不胜感慨。后来黄先生要陈岩拿来那张小草图,并在上面题写了:“此稿为余之初稿,重睹是图时余等方自风雨中过来,衣衫尚湿也。”
  “时间表”的证明
  1979年1月1日,我去看望黄永玉先生并约稿。
  1979年1月9日,我去黄永玉先生家取猴票手稿。
  1979年3月1日——15日,邮票发行局派薛铁、于名川、吴凤岗赴香港了解筹办邮展事。
  1979年4月21日,吴凤岗编写《参考资料六》,谈“香港生肖邮票和生肖金币———兼谈今年发行和全套发行的利弊”。
  1979年6月9日,部邮人字第431号文:任命宋兴民为邮票发行局局长,周保昌、曹双禄、王醒华、倪贯一为副局长。
  1979年9月8日,设计室开会,宋兴民宣布孙少颖为设计室主任。
  1979年10月25日,孙少颖宣布设计室成立三个组。设计组组长李印清,雕刻组组长赵顺义,综合组组长孙经湧。